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世情、國情、農情出發，對中國特色糧食安全道路作出深刻闡述。2021年6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以下簡稱《鄉村振興促進法》）在法律文本中強調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性。2022年8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黑土地保護法》（以下簡稱《黑土地保護法》）堅持長遠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戰略定位，堅決遏制耕地“非農化”、防止“非糧化”，并與永久基本農田制度相銜接，加大對“耕地中的大熊貓”之稱的黑土地的保護。通過法治保障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是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應有之義。

　　檢視我國法律可以發現，在中央層面，除《鄉村振興促進法》之外涉及糧食安全的法條散見于農業法、國家安全法等法律中，此外，還有糧食流通管理條例和中央儲備糧管理條例等專門的行政法規有所涉及。從地方層面看，廣東、貴州、四川、寧夏等多個省區先后制定了相關地方性法規。雖然涉及糧食安全領域的法律規范相繼出臺，統攝糧食安全保障的基本法律呼之欲出，但我們應該認識到糧食安全領域立法分散、銜接不暢的問題還比較突出，完善的農業、糧食法律規范體系建設還十分薄弱，依法興農的良好法治氛圍尚未形成，諸如央地協同、產銷協調等問題亟待研究。我國糧食安全保障地方性法規，立法尚處于起步階段，進程亟須加快。

　　建立一部系統完備、統和協調、機制順暢、切實可行的糧食安全“基本法”是法學界和法律實務界專家多年的夙愿。早在200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明確將糧食法列為五年立法規劃一類項目，交由國務院負責起草。此后，國務院更是連續三年將糧食法列入年度立法工作計劃，交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國家糧食局負責組織起草。國家機關機構改革之后，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在全國各地多次召開糧食法起草座談會，由于學界對此問題爭議較大等種種原因，多年未能形成統一意見，立法進程受到遲滯。2018年、2019年連續兩年中央一號文件，都對制定一部糧食安全保障“基本法”的立法工作提出明確要求。尤其是《中國的糧食安全》白皮書正式發布之后，全社會逐漸對制定糧食安全保障法形成普遍共識，認為應當加快其立法進程，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基礎性作用，用法治手段切實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經過十余年的立法準備工作，當前制定糧食安全保障法的條件已經成熟，國家安全法、《鄉村振興促進法》等關涉糧食安全戰略和新糧食安全觀的法律已經出臺，具有中國特色的糧食安全法治保障體系雛形已現，構建和完善我國地方性糧食安全法治保障體系正當其時。應當加快西部地區省級層面糧食安全保障地方性法規的立法進程，參考東部發達省區和糧食大省的相關地方性立法，制定符合本行政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地方性法規、規章。

　　基于糧食安全的首源性地位，保障糧食安全有助于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而鄉村振興戰略立足農村、振興農業、服務農民的特性，對建立和完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也具有極強的推動作用，二者相得益彰。2021年6月1日施行的《鄉村振興促進法》在法律文本中強調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性，在通過之前歷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草案中逐次將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內容前移至總則部分，將糧食安全納入“鄉村振興”思維，地方性糧食安全的法治保障理論應當將“鄉村振興”思維納入其中。具體而言，地方性糧食安全立法應當在總則中因應鄉村振興戰略思維作出指引性規定，在立法宗旨中加以明確。在分則中應考慮設計對接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要求加以落實，諸如保護涉糧權益，鼓勵種糧積極性，促進新型糧農發展，解決糧食“誰來種”的問題。推動科技興農，加快糧食全產業鏈智能化，在促進鄉村振興的同時為保障糧食安全科技賦能。確立綠色發展原則，耕地優先保護，實現可持續發展，為糧食安全賦予生態保障屏障。我國西部地區城市化水平低，農村人口基數大，占比高，鄉村建設相對落后。要想實現西部地區糧食安全、鄉村振興，兩大戰略之間的耦合十分重要。因應西部地區的實際情況，在地方性糧食安全法治保障體系的建立過程中更應融入鄉村振興思維。

　　當前糧食安全保障法已經被列入全國人大年度立法計劃，該法的出臺指日可待。作為我國糧食安全保障領域的第一部宏觀層面的“系統性大法”，勢必成為我國糧食安全的“基本法”為糧食安全的法治保障提供指導作用。該法的出臺必將扭轉我國糧食安全保障領域立法分散、缺乏系統性的尷尬局面?？梢灶A見的是，糧食安全保障法出臺后，各專項法律、行政法規將在其統領下相繼出臺，在中央層面形成較為完備的糧食安全法治保障體系，基本形成中國特色糧食安全法治保障體系。相較于四川、貴州等省份已經制定了體系性的糧食安全保障地方性法規，西部地區其他省區市除了對耕地保護制定了相關地方性法規，涉及糧食儲備、流通等環節的地方立法寥寥無幾，在糧食安全保障法呼之欲出的今天，西部地區應當加快相關立法進程，做好立法準備工作，嚴格遵循其基本原則，執行相關規定，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出具體規定事項。

　　糧食安全保障問題要從單純的主糧安全向食物安全轉變，在確保主糧安全的基礎上拓展食物獲取途徑，既要保障“糧袋子”也要保障“菜籃子”“肉盤子”。因此，審視我國地方性糧食安全法治保障問題，要融入大農業、大食物觀念，既要用法治手段保障主糧安全，向耕地要糧食，確保中國人的飯碗里主要裝中國糧，又要面向整個國土，用法治手段保護林、草、水資源，向大自然要食物，推動食物供給由單一生產向多元供給轉變。我國西部地區生態環境復雜，既有成都平原、關中盆地、寧夏平原這樣的平原盆地，又有黃土高原這樣水土流失嚴重地帶，還有青藏高原這樣的高寒地帶，更應“樹立大農業、大食物觀”，宜耕則耕、宜牧則牧，拓展食物獲取渠道。西南云貴高原可以有的放矢地發展菌菇產業、微生物食物資源。新疆、西藏、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等地可以發揮畜牧業優勢，建設我國的肉類、蛋白質供應基地。四川、重慶等長江流域地區自古被稱為“天府之國”農業資源較好，應大力支持和鼓勵新型糧農群體創新創業，集聚規模效應，建立產業集群，開展產業示范引領。應將“大農業、大食物觀”納入西部地區地方性糧食安全法治保障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加強新型科技農業的知識產權保護，加強對農業新品種和地理標志的保護。